这段劳为财源，不劳而无财的注解，显然是有些咬文嚼字了，但是这么解释又解释的通顺。
于谦犹豫的说道：“陛下还记得臣和陛下论仓廪实则知礼节吗？”
朱祁钰十分确认的点头说道：“朕记得当时聊了个半截儿，袁彬、岳谦和季铎三人抓着喜宁回京了。”
“是的。”于谦俯首说道：“陛下，这其实是四句话，国多财则远者来，地辟举则民留处，仓廪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。”
“《山至数》曰：散振不资者，仁义也。”
“义基于利。”
于谦这段话说的很小心，声音也很低，但是他的话却是如此的坚定。
朱祁钰理解于谦为何如此小心，因为在儒教三才五伦八德的礼法之中，儒家把仁义看的高于一切，义高于利，而不是义基于利。
而于谦把《管子》推到了皇帝的面前，大声的说：仁义基于经济利益，仁义这种东西，并不是以道德原则的规定为内容，而是某种物质利益的实现。
散振不资者，仁义也。
散振：救济人而分发财物。不资者：黔首寡民，没有资产的人。
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，均贫富，散振不资，才是朝廷最大的仁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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