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收回手,把早餐放在餐桌上,“你自己可以吗?我回去拿换洗衣服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他点头,我拎了包就走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有必要见一见谢宁。如果是她做的,我给她教训;如果不是她做的,我也套一套话。

        拿到谢宁的号码一点也不难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去了医院附近的商场,在星巴克坐下,给谢宁打电话:“谢小姐,我文樱。有空出来喝杯咖啡吗?”

        谢宁没想到是我,讽了句:“事情还没定论呢,你想干嘛?你以为你叫我,我就得巴巴地赶你面前去了?你算什么东西!“

        我也不恼,只有心虚的人才会一个劲地说夹枪带棍。我当下心里又有想法,听这口气,这次意外还真的跟她有关系,而且她不怕那些什么证据不证据的,好像有了后路。

        我缓缓地说:“难以想象公益大使也有这么刻薄的时候。我给你脸,才叫你出来喝一杯,当然我也可以不用给你脸,直接跟你叫板,沈轶南说了,我想怎么处理他就怎么处理。大概、也许、估计除了求我,你没有别的路走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掐了电话,我给谢宁发定位。

        也就十来分钟,这位公益大使已经来到我面前,很冲地拉开我对面的椅子坐下。

        脸这么臭,这是来求我的态度?

        我冷嗤道:“谢宁,我跟你开门见山吧,我完全没有跟你打照面的需要,毕竟这事往下走,可以盖棺定论了。可谁叫我是好老婆呢,你作为沈轶南的朋友,我总要给你一二分薄面的。我就想问问,我是怎么你了,你要搞出这种事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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