兵法所谓：车胜骑，骑胜步。
如果将战车和步兵有机的结合起来，整合成一个可以互相配合的战斗单位，那么先不说战胜骑兵，起码不会被对方按在地上狠狠地柔躏。
战车的作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早已体现出来，在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中，晋国一次出动的战车就达到七百辆之多。
到三家分晋之前，酷爱使用战车的晋国保有量已经高达四千辆，霸主的实力从战场数量上可见一斑。
到了战国时期，各国装备的战车数量虽然还在增加，但由于骑兵的出现，实际作用却在下降。
由于成本高昂，机动性又差，在军中的地位逐渐被更为灵活的骑兵所取代，沦落为辅助兵种。
随着硬质马镫和高桥马鞍的出现，骑兵的作用与地位得到了大幅度的加强和巩固，直到宋代，战车才被重新想起来。
宋朝较于辽、金、西夏三个强劲对手的马政都相差极为悬殊，只能倚仗规模庞大的步兵集群来对抗敌人的骑兵部队。
汾州团练推官郭固提出了“陷阵车”的计划，即以马车为蓝本进行加固，车上五人负责施射，推车十四人，另有六人负责近战，总计二十五人。
宋仁宗对此十分感兴趣，但事后分析到此策弊端颇多，比如非战斗人员数量极大，战车火力又并非极其强悍，难以抵挡敌军骑兵的突击，最后只得作罢。
明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年），被冠以剿寇不利头衔的俞大猷，在好友陆炳买通首辅严嵩之子严世蕃之后，才有机会到大同巡抚李文进手下“戴罪立功”。
面对咄咄逼人的檬古骑兵，一代名将创立了全新的战车战术，以大号独轮车（车轮直径一米五）为战斗核心，装备大佛郎机一门，每组五十人。
其中，破阵攻击队编有十四人，包括盾牌手四人，虎叉手两人，钩镰枪手两人，拔刀手四人，旗手两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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